姓名学中姓氏的来源与变化
　　什么是姓名学的“姓”？“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古往今来，有不少硕儒名宿曾给“姓”下过定义：
　　《左传?隐公元年》中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名之字。”《说文解字》中也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中曰天子因生以赐姓。”《绎史》引《三坟》中亦写道男女媾精，以女生为姓。”
　　这些来自中华经典上的定义，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大概是说，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有关。无数个女性繁衍后代，其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为了把从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人加以区别,便产生了姓。
　　根据这个意思，“女”与“生” 二字就组成了一个“姓”字。
　　说到姓，让人很容易想到另一个字——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把按姓名笔画多少排列的人名称为“以姓氏笔画为序”。这样的“姓”“氏”并称，其实表现的是同一概念，即姓和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如果上溯到上古时期，姓与氏的所指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姓表示的是一个人的血统所自出，而氏是指姓的分支和发展。
　　据《通鉴?外纪》记载：“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段玉裁《说文解字》中注道：“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而言的，氏则是指他的子孙的血统来源言的。
　　当时进行这种区分的作用，其一在于严格男女之别，如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其二是为了区分贵贱，出身低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统所自出，也就自然没有“氏”;其三，是为了更好地选取婚姻之家。我国自古就有“同姓不婚”的惯例，如果同姓相婚，不仅有悖人伦，而且还会引起“其生不蕃”的严重后果。
　　到了春秋末年，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限开始慢慢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出现了姓与氏走向统一的势头。秦朝统一天下后，“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自此以后，人们便有时称姓，有时称氏，有时姓氏并称，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章法。
　　因此，姓与氏开始合而为一。
　　姓氏的统一使每个宗族有了固定的姓氏，子孙后代永久使用，从而形成了许多一脉相承的家族，血统源流的线 索也开始变得清晰。所以，后人在探讨自己的姓氏历史时，都能很容易找到自己的血缘所出。
　　那么，我国最早的姓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由于远古时期还没有文字记载，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
　　我们如果加以推理，情形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也会分成一个个部落；各个部落为了便于区别，就会有各自的名称，这种名称应该就是姓的雏形。
　　我国在夏代以前，曾有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活动在广袤的国土上。这些部落各有不同的始祖，他们是各部落的开创者，被后人奉为神圣，当作半人半神的英雄。如我国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虞舜等人，都曾为各自的部落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们不仅在生前死后被本部落的人当作神明看待，而且名字也被用来当作各部落的代称。这种代称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
　　后来，各个部落又进一步分衍为许多支族，这些支族同样以与本族有关的人或物命名，这些名称显然也就是最早的“氏”。
　　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姓氏，一般认为是来自商代的甲骨文中。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字看，有“帚秦”、“帚周”、“帚楚”、“帚庞”等字，其中“帚”字即后来的“妇”字，“帚秦”、“帚周”等即“妇秦”、“妇周”等，指来自“秦”、“周” 或“楚”、“庞”等部落的妇人。上述“秦”、“周”、“楚”、“庞” 等字,都被认为是我国早期姓氏的一部分。
　　商周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姓氏渐渐多了起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姓氏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发展、演变，就成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姓氏。
　　如果把这些姓氏逐一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历史，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源流。
　　像今天常见的齐、鲁、秦、楚、吴等姓，大都是历史上齐国、鲁国、秦国、楚国、吴国等国的皇室宗族或黎民百姓为纪念国家而以国名为姓的。例如其中的齐姓人，就源于两周时期的齐国，他们本是姜姓吕尚的后代，因春秋战国时齐国发生内乱,姜姓王朝被田姓王朝所取代,于是，那些亡国后的姜姓人便纷纷以国名为姓氏，由姓姜改为姓齐。
　　在姓氏的来源中，还有些姓氏是根据祖先的官爵谥号而来的。如周代有人做管理粮仓的官，当时把露天的粮仓 称为“庚”，有房顶的粮仓称为“廪”。后来，粮官的后裔就以庚、廪为姓;西周、春秋时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其后裔便有人以公子、公孙为姓；春秋时，宋国有位国王名子和，去世后被谥为“穆”，他的后人便都以穆为姓。除此之外,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周文王之后姓文,卫康叔之后姓康，宋武公之后姓武等等，不胜枚举。
　　另外，我国一些姓氏的来源还与某些家族的崇拜物、居住地、祖先的名字或职业有关。如某些氏族崇奉青牛、白象，其后便姓青牛氏、白象氏;鲁庆公之子居住在鲁国都城东门，号东门襄仲，其子孙便以东门为姓。其他如巫、卜、匠、陶等姓，大都与其各自的祖先当初从事的职业有关。
　　姓氏在我国出现以后，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古老的姓氏被废止、灭绝，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姓氏诞生出来。在这些新姓氏中，有些是属于为避开某位皇帝的名讳而改来的，如秦汉时的籍姓，为避西楚霸王项籍的名讳而改姓席；有些是因读音相近而变为别的姓氏，如江淮地区“韩”、“何”不分，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黄”、“王”音近，历史上都有互改的现象；有些是为了避难避祸等原因自行改姓，如南北朝时，南朝人刘凝之为避乱入北朝，改姓员氏。唐朝宋代王审知起兵自称闽王失败后，其子孙为避仇人追杀，分别改姓游、沈、叶等；也有些是因政治原因而改姓，如南朝齐巴东王萧子响起兵作乱,兵败被杀，家族除籍，改姓“峭”氏。隋朝贵族杨玄感反隋失败后；被改姓“凫”氏；有些是从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中改姓而来，如隋末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后改姓王氏。明朝有菲律宾国王人朝中国，病死途中，子孙留下守丧，改姓安、温等。
　　公元4%年，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影响最大、使姓氏变化最多的事件，那就是由北魏皇帝主持的把鲜卑姓改为汉族姓的运动。
　　北魏皇室出自鲜卑族中，在改用汉姓以前，鲜卑人使用的是三字姓或四字姓，又复杂又难记。至北魏孝文帝时，随着鲜卑人汉化程度的加深，原来的姓氏越来越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孝文帝便下令把复杂的鲜卑姓改
　　为汉姓。其中，皇室拓跋氏被改为元氏，其他如丘穆陵氏 改为穆氏，普六茹氏改为杨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等等。
　　据《魏书?官氏志》和《通志?氏族略》记载，在这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改姓汉姓运动中，总计有144 个鲜卑姓氏被改为汉姓。这些被改姓的鲜卑人后来都融 入了汉族大家庭之中，他们的姓氏也成了汉族姓氏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我国姓氏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全部清理各种姓氏的发展和演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这些还有待于有关专家学者和有志于此领域研究的各方人士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
　　姓氏与家谱血统
　　人们说到姓氏，会很容易想到家族，而从家族，又会很自然地想到家谱。
　　家谱,历来就是我国姓氏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何为家谱？简言之，家谱就是记录下来的一家之史。由于家谱是一家一姓的生命史，记录着其发源、生息、繁衍的无始无终的过程,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因此, 各家各姓都极为重视修撰谱牒。
　　在家谱的修撰者看来，“夫族之有谱，所以序昭穆、考世系，以成千秋不朽之言也”（湖南《八甲湾吴氏谱序》）;“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乎本末，莫不由之”(《延陵吴氏谱序》）；“尊祖宗而联族姓，承先启后之谋，莫切于此”(《丹徒吴氏续修谱序》)。
　　从历史上看，我国各姓家族对家谱的修撰都是十分重视的。
　　早在商代时，有些人就开始修撰谱牒，其中“兜”姓的家谱还保留到了今天。
　　西周至战国时，谱牒有了相当的发展，甚至朝廷也设有了掌管谱牒的官员，让其专门“定世系,辨昭穆”。
　　到了两汉，一些着名的谱牒开始问世，如《士族篇》、《聊氏万姓谱》、《家谱》等都享赞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更加重视谱牒，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不管是朝廷举人选官，还是民间婚嫁丧娶,人们都要以谱牒为依据。
　　隋唐之时，尽管社会对谱牒的重视程度已不及此前，但谱牒之学仍有一定的发展。当时编撰的《衣冠谱》、《开元谱》、《永泰谱》等依然影响重大。
　　到了五代宋元以后，朝廷已不再设掌管谱牒的官员，而私家修谱之风却更加异军突起，到明清时几乎发展到“家家有谱”的境地，从而使谱牒之学又重新振兴。各家各姓往往30年修谱一次，届时全族上下男女老少热闹非凡，洋溢出一派庄严喜悦之情，被认为是族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谱牒的作用是“明世次、别亲疏”，所以被当作一家一姓纯正血统的最可靠的蓝本。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往往拉大旗做虎皮，把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弄来做自己的祖先，因此，也就使血统本身的意义显得并非真的那么确实可靠。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如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创者曹操本是夏侯氏人继给曹姓的，但仍自称其祖出自黄帝。然而令人可笑的是，其子曹植又说其先祖姓姬，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的孙子魏明帝又说曹氏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弄出天大的笑话，说明他们自己已经根本不知道血统所出。
　　甚至一些有学问的名士，在自己的血统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的后代。他说,楚杀白公胜，其子逃亡秦国，世代为将，白乙丙即是其中的一个。其裔孙白起为秦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大兴。其实，白居易的这些自述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白公胜一百多 年，他根本不可能是白公胜的后代。
　　我国古代许多家族强拉名人做祖先，是十分不科学 的。我国姓氏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展过程中又经过离合演化，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许多姓氏虽然同姓，但并不一定同宗。尤其是一些大姓,来源更为复杂。
　　例如，王姓是大姓之一，其主要来源如今有据可考者就已达数十种，其中有出自黄帝之后者，有出自王子比干之后者，有虞舜之后者，有少数民族之后者，还有姬姓之王、妫姓之王、子姓之王、虏姓之王等等。今天的王姓人虽然都姓王，但由于历史上的来源不同，也就当然不可能有相同的血统。
　　再比如山东曲阜的孔姓，自孔子以来就有世代相连的世系，他们是孔子之后虽然勿庸置疑，但如果认为天下孔姓都与孔子有关则根本不合事实。
　　从各种记载上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之后;当时卫国也有孔姓,源出嬉姓;陈国有孔姓，源于妫姓;郑国还有孔姓，却出自姬姓。而这四支孔姓人都有子孙后代传世，但由于四支中只有孔子一支地 位最高,其他三支为了抬髙自己，后来便都称是孔子之后，从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特别到了清代时，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者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本来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获得了正式的确认。因而，如今要想明确区分哪些人是与孔子有关的后代，哪些是与孔子无关的后代,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在我国的姓氏中，同姓的人不一定是同一血统。像同姓的人们见了面常说的“五百年前是一家”之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
　　同姓不一定同血统这一观点，不仅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以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证明。我们假定：一位姓赵的男子与一位姓刘的女子结了婚，那么在生下的孩子身上，赵姓血统只占1/2;这个孩子长大后，又与姓李的女子结婚，生的孙子身上，赵姓的血统又递降到1/4;孙子长大后又与姓王的女子结婚，生下的曾孙身上，赵姓的血统已只剩下了 1/8。如此子生孙,孙生子,原姓血统代代递降，数百年数千年后，其所谓“正宗”的血统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那真正的血统也早就成了 “天文数字” 了。
　　因此，历来在我国流传甚广的“万代一系”、“某姓血统”的观念，其实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试想，要在今天的中国土地上，谁又能找出一个自黄帝以来一直是百分之百纯正血统的姓氏呢？
　　另外，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常见一些人自称“陇西李氏”、“三槐王氏”、“汝南周氏”等等，那加在姓氏前的“陇西”、“三槐”、“汝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就是在我国流传甚广的郡望和堂号。
　　所谓郡望，就是指某一姓氏居住在某一地区地位最高的家族。
　　在姓氏发源以后，由于迁徙的原因，同一姓氏不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些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为了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所居住的地区（郡>,这样就有了郡望。上述的“陇西李氏”，即居住在陇西地区（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其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是天下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
　　堂号则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指的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房支的称号。
　　在某一姓氏中的某一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发展和迁徙的缘故，往往会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房支和系派。这些房支和系派与郡望的人一样，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在郡望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号，这种名号有时称为房号,但大多数情况下称为堂号。
　　如前述“三槐王氏”,本是王姓中“琅邪王氏”的一个分支。北宋初年,这支人的开创者王祜在所住的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以勉励子孙努力仕宦位登公卿（槐树在古代是公卿的标志)。后来他的子孙果然实现了他的夙愿。为了纪念王祜，这支王姓人便称“三槐王氏”，或王氏“三槐堂”。
　　这里的“三槐王氏”或“三槐堂”，就是这支王姓人的堂号。
　　姓氏多少与分布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民的泱泱大国，十多亿人几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姓氏。
　　那么，我们国家共有多少姓氏呢？
　　这恐怕是一个人人都想知道，但却谁也说不太精确的问题。
　　这是因为，从姓氏发展的本身看，姓氏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有些姓氏在发展中被摈弃不用，而有些人
　　还在根据不同的原因制造新的姓氏。
　　例如近两年便有人为自己新出世的孩子取了一个“点”的姓氏，意思是夫妻双方四位老人（公婆和岳父母）四姓共同占有。
　　这些被摈弃的或者正在使用的以及新出现的姓氏无疑都应包括在中国姓氏的总数之内。
　　不过，如果我们想对我国历代姓氏数量做一个大致的估计，还是不难的。
　　例如,先秦时期的姓氏书籍《世本》收人18姓875氏，尽管其中有些姓氏没有流传下来，但绝大部分都使用至今。
　　又如，汉代的姓氏书《急就篇》收入130个姓，其中单姓127个，复姓3个。因为这本书是按韵律编定的儿童识字课本，便不可否认在编写过程中曾摈弃了一些难写难读无法入韵的姓氏。所以，这130个姓决非是汉代人所使用姓氏的全部。
　　两汉之后，我国使用的姓氏不断增加，一些新的姓氏和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姓氏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姓氏的数董。
　　唐代初年编修的《大唐氏族志》收录293姓;唐代中叶林宝编撰的《元和姓纂》，姓氏数量跃至1233姓。
　　宋朝人编撰的《通志?氏族略》和《姓解》，收录的姓氏分别达2255和2568个。
　　明朝人陈士元撰写的《姓触》一书，收录姓氏3625个; 王圻撰《续文献通考》,收录姓氏已达4657个。
　　现代人编着的《中国姓氏大全》收录姓氏5600个,《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个，《中国姓符》收录6363个，《姓 氏辞典》则达8000多个。
　　从上述历代研究姓氏的着作中，我们从所收姓氏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我国的姓氏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由于姓氏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因而任何一种姓氏书都无法毫无遗漏地把我国所有的姓氏全部收录进去。
　　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从古至今实际使用过的姓氏大约有12000多个，今天仍在使用的姓氏大约有3000多个。
　　我国有关部门对我国六大城市的姓氏使用情况作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是：
　　北京市:共有姓氏2225个；
　　上海市:共有姓氏1640个；
　　沈阳市:共有姓氏1270个；
　　武汉市?.共有姓氏1574个；
　　重庆市:共有姓氏1245个；
　　成都市:共有姓氏1631个。
　　以上六大城市的姓氏放在一起统计，共有姓氏2694个。
　　我国人口众多，进行全面而详细的人口姓氏统计一时还不能做到。但从已知的姓氏统计资料上来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所用的姓氏都在1000个以上，但这些姓氏的使用频率和拥有的人口情况是十分悬殊的。如在中国北部，李、王、张、刘是大姓,仅在北京市一地,王姓人口就占全市人口的0.6%，李、张二姓也占总人口的9.6%，刘姓占7.7%。四姓加起来，共占北京市总人口的1/3以上。
　　而在我国南方，陈、林、黄则是人口较多的大姓。
　　从全国来看，某些专家根据我国人口普查资料，并参考1970年《台湾地区人口之姓氏分布》，发现在我国李、王、张三姓人口最多，分别占人口总数的7.9%、7.4%和7.1%。此外，另有16个姓氏的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1%, 它们依次是: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这19姓的人口之和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占人口总数的55.6%。
　　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各姓氏的人口数量和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王姓在1984 年统计是天下第一大姓，但到1987年统计时则退居第二位，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王姓又跃居第一位。此外如张姓，在近年所做的各种统计中均居第三的位置，但由于其在现代人口中的速度增长很快，所以有专家预测，张姓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李、王二姓，从而跃居百家姓的第一位。
　　由此来看，我国大小姓的悬殊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这种悬殊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其发展的结果可能是大姓人口越来越多，小姓人口越来越少甚至被淘汰。一些影响较小的姓氏甚至仅仅分布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乡镇。如在湖南省桃源县有“璩”(音渠）姓，辽宁沈阳有“皓”姓，浙江余姚有“众”姓，陕西彬县有“叱干”姓。这些姓在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又如湖南省澧水流域的慈利、大庸、澧县等地，生活着16000名“庹”(音脱)姓人，而其他地区是很少能够见到这一姓氏的。
　　据近年一些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目前虽然使用着 3000多个姓氏，但经常使用的仅有500个左右，而占人口总数87%以上的人则只使用着约100个姓氏。
　　我国大陆当前的百家大姓，较系统的资料出自《人民日报》1987年5月3日所报道的有关成果，亦即中国科学院两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所得。根据这一成果，这100大姓依次是：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
　　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
　　郑谢韩唐冯于金萧程曹袁
　　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
　　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
　　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参
　　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
　　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
　　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
　　这便是目前我国较为准确的以人口多少所排列的“百家姓”。
　　谈到我国的百家姓，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个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头的《百家姓》。
　　《百家姓》是不是正好收录了一百个姓氏呢?是不是也是按各姓的人口多少为序排列的呢？
　　不是。这篇《百家姓》编自宋代，编者是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一位士大夫。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篇《百家姓》共收录姓氏438个，其中单姓408个，复姓30个。其排列次序不是以人口的多少，而是以其政治地位为准则的。
　　如：以“赵”开头，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姓赵；次为“钱” 氏，是因为钱塘一带有一个钱姓人建立了割据王朝，唐末吴越王钱缪在浙江、苏南一带起兵，建立割据小王朝吴越国。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平江南时,钱缪之孙钱叔起兵响应，献江浙十三地归宋，深得宋王赞许，令其仍据此地，并封为邓王。当地百姓除了推奉赵姓皇帝外，还要接受钱姓王朝的直接领导。至于以下的“孙李周吴郑王”等姓，有些 是皇太后的姓氏，有些是皇后、皇妃的姓氏,有些则是当朝王公大臣的姓氏，其身份之尊贵，绝非一般姓氏可比的。
　　不过，由于这篇《百家姓》按韵编排，每句四字，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学习和记忆，因此流行极广。其后如明代、清代虽然也模仿此《百家姓》编了《皇明千家姓》、《御制百家姓》等，但却都没有流行开来。至今人们说起《百家姓》，一般都是说的宋代“赵钱孙李”那篇《百家姓》。
　　人名的来源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过着群居式的原始生
　　活。
　　远古人类的主要生活内容是如何通过自卫来保护自己，或者采集狩猎来维持生命。因此，那时人们还不需要用姓名来区分彼此，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星转斗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增多，人际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用一种标志把彼此区分开来。因此，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亦即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姓”。那么，在这一群人中间，也就是拥有同一个“姓”的一伙人中，彼此之间又该如何区分呢？于是，便又出现了每个人与其他人区分的只属于自己的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名”。
　　在社会交往中，无论哪-群人，只要有了自己的名，便可以在自己内部区分彼此。若与另一群人交往，仅仅称
　　“名”便不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就再把自己所在人群的“姓”加在前面。这样把“姓”与“名”结合在一起，就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了。
　　这种一群人的标志和一个人的标志的结合，便是人类最早的姓名。
　　如果说起人类名字的起源，我们还可以从汉字“名” 的本身去推知其最早的含义。
　　“名”字是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的，对此，《说文 解字》有这样的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在早期的社会交往中，人们白天相见，可以通过形体、面貌、声音相互识别。然而一旦到了晚上，彼此互相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报名字来区分你我了。
　　由此可见，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它的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交往的所有场合都可以区别人的个体。
　　不过，人类最早期的名字还不如后来那样固定。如人们在“以口自名”时，可以用自己身上的某些特征来作为
　　自己的名字；一些人在识别某一个人时，也可以把这个人的某些特征作为他的名字或代号。像什么“大个子”、“黑 胖子”、“柳叶眉”、“薄嘴唇”之类,颇像如今人们的外号。但这种以某些特征定义的名字，往往会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一个人总有好几个特征，在你眼里注意的是这一个特征，在他眼里可能注意的又是另外一个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便成了当时人们所必需的东西。
　　那么，我国最早的名字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据研究，我国最早拥有自己固定名字的人，可能是那些传说中氏族社会的首领或在部族战争中出现的英雄。
　　这种说法，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文字出现以后，原来由口头表达的人名自然也进化到了文字阶段。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原始社会的陶器中，上面都刻有一两个符号，据专家学者考证，这些符号都与早期的人名有关。如果这种解释可信的话，那么，这些不同的人名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到了商周时期，我国的文字大量出现并趋向定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便是人名。如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不仅有 “名”这个汉字(见《殷墟书契》前编），而且还有示壬、中丁、外丙、小乙等人名（见《甲骨文编》）。这些，都是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
　　由此看来，人名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时期时就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蕞早,它是人们随意用来区分彼此的称号，以后又演变成为固定身份的标志，并在文字出现以后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
　　总之，名字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随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